扶梯靠右站 成了被嫌弃的社畜文明

科技 俣辰

长久以来,“左行右立”都是城里人引以为豪的文明风尚。谁要是大喇喇地站在左侧,堵死了步行通道,后背上少不得要吃几颗狠狠的白眼,再挨上一句乡巴佬的评价。

然而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“文明”绝对是这世上最善变的东西之一。

自动扶梯“左行右立”,俨然正在成为一种“新陋习”。

扶梯靠右站 成了被嫌弃的社畜文明

扶梯靠右站 成了被嫌弃的社畜文明

在日本旅游,电扶梯守则绝对是行前功课之一。东京左立右行,大阪左行右立,惴惴不安的游客总要提前查好,以免临时露怯。

不过鲜为人知的是,55年前曾拼命宣传地铁扶梯“左行右立”的大阪人,55年后正在拼上N+1条命去宣传截然相反的规矩。

2025年大阪世博会还没到来,就先上演了一出令人大开眼界的文明滑稽剧。

为了迎接世界友人,展现文明新风,大阪世博会特意制作了一批特殊的自动扶梯。

扶梯由日立制作所和日立建筑系统公司开发,添加特别的绿色LED指示灯,如同思维导图,左右分叉,一个端点在左,一个端点在右,暗示乘客不要只站一边,最好根据指示并排站立。

扶梯靠右站 成了被嫌弃的社畜文明

滑稽的是,当年在日本首倡“左行右立”的,也是大阪,也是为了在世博会展现“文明的日本”。

大阪上一次承办世博会,是在1970年。那时,不少海归精英对于日本的“落后”深感羞耻:

“每次从英国回到日本,我都会感到恼火。在伦敦,地铁上或百货商店里,不赶时间的人都自觉站在右侧。”

作为战后关西头一件国际盛事,当年大阪人对世博会的重视好比咱2008年期待北京奥运会。从上到下卯足了劲儿学英语,各行各业都琢磨着怎么给外国友人展现日本最好的精气神。

绝对不能让人瞧不起,要干净整洁,要文明有礼!

于是提前3年,大阪地铁就开始宣传“请在左侧为步行者留出空间”。这是学习英国绅士,据说老伦敦人打从1940年代就开始这么“彬彬有礼”了。

正巧当时超级枢纽阪急梅田站搬迁,新建了一条长达41米的超长自动扶梯,最先进的扶梯自然配套最先进的规则,这条当时日本最长自动扶梯的规矩,就成了“文明”的代名词。

用很日本的方式来讲,就是:“要提升通行效率,我们当然可以安装更多新扶梯。但单侧通行是为了给外国朋友行方便,也是一颗种子,可以帮助我们培养‘为他人着想之心’。”

打那以后,日本森严的规则常识又添一员,并且被一丝不苟地执行到了今天。即便是最最繁忙的早晚高峰时段,人们依旧守在一侧大排长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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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同样的大阪世博会,55年后,文明新风却成了亟待改变的陋习呢?

其实这事儿,早就开始翻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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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,埼玉县颁布法令,要求自动扶梯不论是站在左侧还是右侧,都不许走动,必须在静止状态下使用。

2023年10月,爱知县名古屋市也新规入法,要求停止扶梯步行。

就连大阪也早在2010年就开始在地铁站里张贴“请勿行走”的标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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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是明面上的主要顾虑。

研究者统计国土交通局和消防局报告发现,自打开始扶梯让行,因跌倒或接触自动扶梯而受伤的人数就在逐年增加。

2014年,仅东京消防厅管辖范围就有1443人因自动扶梯事故被救护车送医。

因为自动扶梯自打设计之初,就不是让人用来走的。日本建筑基准法规定,自动扶梯宽度必须在110cm以下,与此同时,该法规定,公共楼梯宽度必须至少140cm。

也就是说,如果说公共楼梯是基于人类行走数据总结出的舒适规范,那么自动扶梯并不符合标准。它不仅比普通楼梯更窄,而且更高:普通台阶高度需要在18cm以下,自动扶梯台阶高度通常高于20cm。

本就不适合步行,还时刻都在移动,自动扶梯自然更加危险。站立不稳的老人、小孩和残疾人,更容易被擦身而过的疾行者带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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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各位也听说过,对于扶梯本身,单侧站立也是一种损害。

坐船不能顺边坐,坐扶梯也是一个道理。有说法认为,大量乘客长期只站一侧,会让该侧负重过大,左右失衡,导致零件不平衡地过度磨损。

检修数据很快支持了这种说法。不只在日本,全球每一个存在让行规则的国家都发现了这种情况。

南京地铁运营公司检修时发现,95%自动扶梯右侧梯级链比左侧磨损严重。梯级因此轻微右倾,导致两侧挡板和梳齿磨损加剧。

北京西直门的一次地铁检修更是直观,维修人员看到,右侧和左侧梯级链条存在高达6毫米的差异。

名古屋之所以要把禁止让行写入法令,正是吃过大亏。2008年,一台运行中的扶梯突然急停,导致10人滚落,严重受伤。事后调查发现,正是单侧站立导致设备磨损,随后被步行者步幅震动引发连锁故障。

从此该站标语都改成了特大字号:“扶梯行走产生振动,振动会导致电梯紧急停止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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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扎心的是,被视为提高通行效率的单侧让行,可能并没能真正提升效率。

相反,它还降低了乘客流通量。

“让行文明”发源地伦敦,公共交通策略分析师也在反思。2015年,他们在伦敦霍尔本车站进行了一项为期3周、每天涉及超过一万人的实验,验证双侧和单侧通行哪一个效率更高。

结果发现,当单侧通行改为双侧通行后,相同时间内,通过扶梯的乘客人数提高了27%。

另一项英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,停止“让行”后,算上自动扶梯底部排队时间在内,乘客通过扶梯的平均时间下降了79秒,降幅高达43%。

根据“人类椭圆”理论,大多数人不习惯前后左右太近的距离存在陌生人,所以地铁扶梯上,人们通常会隔一格站立,这就减少了二分之一运力,如果再分左右通行,运力再次减半。

唯一能从中获益的,只有早上起晚了的可怜上班族。通过噔噔噔跑过扶梯,他们能够节约近50%的时间。

于是显而易见的,不论从安全、机械,还是起初最被称道的“效率”来说,让行这种“文明礼仪”,似乎都越来越立不住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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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俗话说得好,上山容易下山难,有些事情明知荒谬,一旦开始起势,却再也无法阻拦。

谁都没见过电动扶梯时,为扶梯立规矩很容易。规矩立成了,再想改就难了。

这些年,为了“纠正”扶梯使用习惯,全球运营者都下了不少功夫。

日本地铁公司早在10年前就修改了站内广播,删除“让出左侧通道”的引导,改为“请勿行走”。

中国上海,“最新版自动扶梯乘梯须知”一共八项禁令,第一项就是“禁止在乘扶梯时行走和奔跑”。

但如我们后来所见,惯性还是惯性,低头看着手机,脚步走着走着就并向了右边。

在伦敦,stand on the right更是一语双关,靠右站,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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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尔本车站实验期间,工作人员几乎被骂出了抑郁。

“我知道该怎么用该死的自动扶梯!”怒气冲冲的男人一把拨开前面的孩子,大步流星地继续向上,并对工作人员竖起了中指。

“不让在扶梯上行走,这是为瘸子和懒蛋制定的宪章!”

“我们乐意,你就不能让我们走吗?”,另一个人高声道:“这不是俄罗斯!”

此时工作人员分外庆幸,执行这次实验时,没有采取另一种更激进的提案。起初他们准备请专人穿上写有醒目标语的外套,站在左侧通道,做人肉障碍物。

考虑到这样可能挨揍,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更温和一些的方案:举着小喇叭在扶梯口引导人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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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性的皮筋看似很好拉动,但每次一松手,立刻又弹回原位。

日本埼玉县宣布让行禁令后,筑波大学研究小组对市内一个主要站点进行了调查监控。结果发现,该法令颁布三个月后,在扶梯上行走的人数下降了20%,但一年后,好不容易降下来的比例又回去了。

“人们可能‘习惯了这个法令’,因为不会有任何处罚,所以他们不明白步行是不被允许的。”

英国霍尔本车站实验者同样发现,三周引导后,乘客变得温顺,并遵循新的制度。但引导结束后仅仅一周,一切就回归了原样。

主持者无奈道:“这就像儿童心理学,你需要花四天时间来让你的孩子明白该按时上床睡觉,并养成习惯,而他们只需要一天,就能重新开始熬夜,让你又一次坐在那里用头捶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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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冲强大的习惯,各国除了安排“文明督导员”举牌牌,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

这下子,谁能率先扳回让行的“坏毛病”,反倒成了文明先进的象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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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奇怪的螺旋,似乎又转回了原点——折腾一圈,最理想的还是初始状态。

但兜兜转转一圈,还是有一件事变得不同:公平。

其实“让行”的弊端,当年启用让行规则时,人们大抵都已提出过。

有人说,让行很不安全,尤其对残疾人、老人和小孩来说。

当时人们的回应是:我们日本人,就是太喜欢“责怪那些允许事故发生的别人”。如果发生事故,难道首先不应该追究自己的责任吗?

扶梯本来也不是无障碍设施,残疾人有需要的话,就该去使用电梯。

在那个经济高速发展,一切效率至上的社会,“效率”就是正义。个体的需求当然也有被看到,只是需要无限让位于集体主义。

不肯让开通路的人,就是“麻木不仁的稻草人”。

90年代朝日新闻著名记者、以富有同理心而著称的本田胜一在《自动扶梯的精神》一文中写道:“随着都市圈越来越发达,自动扶梯数量剧增,而且长度越变越长,这使得麻木不仁、不肯离开通道的‘立式稻草人’滋扰愈发严重。”

他论定,这种盲目地站着而不看看四周的行为,是一种可怜头脑的非理性和非进步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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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双侧通行能够让更多乘客更快流通,但妨碍个体效率被视为更大的罪过。

还有什么能比那些匆匆而过的上班族的几十秒钟更加珍贵呢?他们可是每天叼着功能饮料、挂着厚重的眼袋、为日本的未来拼尽全力的顶梁柱啊!

正如伦敦让行礼仪起源于战时,一切都是效率至上。

半个多世纪之后,同样还是谈论公平,社会的立场却改变了。

那些曾经矫健奔跑在电扶梯上的平成干将白了头发,弯了脊梁。成为了曾无数次被他们甩在身后的、再也走不动电扶梯的老人。

此时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“公平”的意义。

一种公共设施,首先最紧要的,当然是要考虑公平。但公平究竟是谁的公平?

是社会全体的,还是每个个体的?是全力支持社会精英的,还是照顾弱者的?

漫长的经济低迷送葬了未来的野望,但慢下来,也给了人性更多的舒张。

半个多世纪后,效率正义败给了人本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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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靠边,但人们心里的天平早就已经倾向“不让行”的一边。

日本电梯协会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,尽管70.6%的人有过“扶梯步行”行为,但大多数人(83.8%)还是认为应该停止在扶梯上行走。

可为什么心里想一套,身体做的却是另外一套呢?

或许是因为同调压力。

“当我站在左侧时,背后有时会听到不耐烦的咋舌声。”

“昨天站在左边,被老头骂了。”

当扶梯禁止让行尚未达到常识水平,先一步执行的人总会陷入被厌恶的窘境。

叠加毫无处罚措施的步行禁令,非常不利新规推行的环境诞生了:一切照旧不会受到惩罚,执行新规却可能面临社会压力。

出门走一趟路,谁也不想惹麻烦。趋利避害,维持原样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

一位东京年轻女孩说道:“有时候,上班高峰期,前面如果出现一个在左边站住的人,我会心里暗暗给他叫好,然后站在他的身后。要我自己做,我是没有勇气的,这种人,可以被叫做‘扶梯侠’吧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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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,要想让人们停止“左行右立”,或许只能釜底抽薪。

比如把扶梯的梯级做得更高、宽度做得更窄,或者提高扶梯速度,这样就算想走也走不成了。

大阪世博会这次在扶梯上添加引导线,也是一次柔和的抽薪行动。

更多人期望世代更替解决问题——既然一代人已经养成惯性,那么就让没有惯性的人来改变。

在日本,“扶梯两侧站立”正在被写进儿童教材,面向儿童的安全讲座也加入了扶梯新规。

如同那些规劝父母不要随地吐痰、不要大声讲话的小朋友,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出现在空荡荡的左侧通道上,挺直脊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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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总爱对孩子们说,“世界是我们的,但终归是你们的”,很少有哪个细节可以如此清晰地证实这句老话。

单侧通行未必多么致命,两侧站立也未必多么非如此不可。

但文明规则的变化,正是文明本身变化的投影。

站在左侧还是右侧,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动作,也可以是一次试图改变世界的行动,而每一次微小的行动,都将构成年轻人对世界的主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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